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傅偉
王艾甫(左一)給來紀實館參觀的觀眾做解說。
清明節,一個電話打亂了記者的假日計劃——電影《集結號》中穀子地的原型、山西省檢察院退休檢察官王艾甫身患半身不遂。記者即刻從太原出發,驅車160餘公里,來到他的家鄉左權縣城探望。
緣起舊貨市場
王艾甫,1941年7月生於山西省左權縣遼陽鎮西關村。1959年12月參加人民解放軍,196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,同年11月任班長時參加抗美援越(南),1967年提乾任排長,1971年參加抗美援老(撾),1976年任探照燈營正連職管理員,1981年3月轉業,1986年6月調入山西省檢察院,任助理檢察員,1993年6月因病提前退休。
王艾甫後半生的生活軌跡,在1996年的那個春天被徹底改變了。
1996年3月的一天,王艾甫在太原市一個舊貨市場上發現了1949年的《太原戰役陣亡將士登記冊》和《陣亡將士通知書》。泛黃紙張讓他震驚了:本應存放在檔案室、資料館,或發給烈士親屬的珍貴資料,就這樣流失到了民間!
王艾甫說,看到這些珍貴的歷史資料,就像一個失散多年的孩子拉著親人的手,怎麼也分不開了。
王艾甫用一上午時間,從浩瀚的書籍堆中挑出了四本《太原戰役陣亡將士登記冊》(以下簡稱《登記冊》),一本《幹部英雄事跡登記冊》和一捆數量不菲的《陣亡將士通知書》(以下簡稱《通知書》)。
看到王艾甫如此執著地精挑細選,精明的攤主立刻開出了3000元的高價,沒有商量的餘地。這差不多是當時王艾甫一年的工資,他只好把身上僅有的600元作為押金先付給了攤主,又找熟人借了2400元,買下了挑選的資料。
四本《登記冊》上,記載了866名陣亡將士的信息:姓名、年齡、籍貫、犧牲時間和地點,其中最小的戰士年僅18歲。還有最讓王艾甫震驚的,那84份本應是發給烈士親屬、卻沒能發出去的《通知書》……
1948年10月5日,共和國軍史上最難攻堅,費時最久,傷亡最大的城市攻堅戰——太原戰役打響了。直至1949年4月24日,歷時6個月。
在太原戰役中,人民解放軍傷亡約4.5萬人,也就在1949年4月的那個春天,四本《登記冊》和84份《通知書》在部隊轉移中遺失了。這些烈士的生命,永遠定格在了黎明到來前的那場戰爭中,而這些烈士的身影,也許至今猶是親人夢裡人。
47年後,在這位退休檢察官的帶領下,他們終於回到了親人的身邊。
魂兮歸來
為證實《登記冊》和《通知書》的真實性,王艾甫走訪了山西省黨史研究專家杜明學。這位老人,是當年太原戰役“處烈隊”的副隊長。那時,他的工作就是負責掩埋烈士遺體。在王艾甫的四本《登記冊》上,有111名烈士是杜明學親手掩埋的。
《通知書》的真實性得到證實後,王艾甫的心情卻更加沉重了。讓烈士英靈魂歸故里的想法,勾起了他一段悲傷的回憶。
22年的軍旅生涯中,王艾甫曾失去了許多朝夕相處的戰友。從部隊轉業後,王艾甫到戰友張廣元烈士的家鄉看望過,卻因記錯地址,最終也沒能找到戰友的親屬。手捧著84份沒有發出的《通知書》,王艾甫想,張廣元的家人會不會也沒有收到烈士通知呢?
深思熟慮之後,王艾甫作出了一個以付出自己後半生為代價而為之奮鬥的決定:幫烈士找家鄉,讓英靈魂歸故里,為烈士、烈屬,為自己圓夢。
從1996年開始,王艾甫記不清發出了多少封信,也記不清打了多少個電話。王艾甫走遍了太原市的所有烈士陵園,對每一座墓碑都認真地查看。最終,王艾甫找到了222個與《登記冊》上烈士的名字、籍貫相吻合的烈士墓。
2005年6月,為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,王艾甫在山西省會太原展出了未曾發出去的84份《通知書》。《武漢晚報》記者湯華明參觀展覽後,把11位湖北籍烈士的信息記錄了下來。不久後,王艾甫就接到湯華明的電話,說找到了一位叫“郝載虎”的烈士的親屬。
2005年11月8日,王艾甫將收藏的300多塊銀元變賣了1萬元錢,到湖北省雲夢縣為烈士尋親。雲夢縣的鐘皖村,56年前,郝載虎從這裡走出,參加了人民解放軍,最終犧牲在瞭解放太原的戰場上。從拿到84份《通知書》,到給第一位烈士找到家,王艾甫用了9年多的時間。
王艾甫幫助烈士尋親的消息,在新聞媒體的宣傳下,傳遍了大江南北。截至今年5月,王艾甫在社會各界好心人的幫助下,已為40位烈士找到了家鄉和親人,期間歷經了18個春夏秋冬。
拐棍和意志撐起的身軀
2008年,王艾甫回到闊別多年的家鄉左權縣。縣城西關有一座清末時期的四合院,抗日戰爭時期,這裡是八路軍泰記商店情報站和軍需物資轉運站。王艾甫傾其所有,在此處籌建了“遼縣抗日戰爭紀實館”(遼縣,今左權縣,因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將軍犧牲在此而得名)。
2009年9月27日,這座全國唯一由退休檢察官個人開辦、免費參觀的抗日戰爭題材紀念館正式開館了。記者到達遼縣抗日戰爭紀實館時,巧遇左權縣司法局、統計局和項目辦公室的幹部前來參觀學習。
73歲的王艾甫因半身不遂行走困難,拄上了拐棍。他操著家鄉口音,給來紀實館參觀的觀眾做著解說。他聲音渾厚,精神振奮。在近一個小時的解說中,王艾甫謝絕了別人的攙扶,為瞭解說的連貫,沒有顧上喝一口水。王艾甫的解說聲情並茂,感情豐富,還不時地和參觀者交流,答疑解惑。
送走參觀的人們,王艾甫才得以小憩。他把記者讓進了四合院中他的辦公室兼卧室的西廂房,向記者介紹了他和他開辦的紀實館的情況。
個人辦起抗戰紀念館
遼縣抗戰紀實館的展覽分為:國恥警示篇、抗戰理論篇、根據地創建篇、民主法治篇、抗戰文化篇、國際友誼篇、參軍參戰篇、魚水情深篇、抗戰武器篇、抗戰勝利篇、英烈永垂篇等11個專題,共57個展櫃,68個展框。
紀實館中的國恥警示篇,收集了由日本出版的《支那畫報》、地圖、書刊等資料,見證了日本軍國主義侵華的慘絕人寰的滔天罪行。館藏的《支那畫報》從1937年7月7日第一輯至1945年日本宣佈投降,共80冊,彌足珍貴。
根據地創建篇,收集了八路軍黨政軍和社會團體150多個單位,在遼縣駐扎5年間的史實資料和遼縣抗日民主政府的命令、通告、指示和通知等原件。
抗戰文化篇,收集了八路軍129師劉伯承師長在遼縣舉辦的第一期游擊戰爭訓練班的石印本講話稿、著名作家趙樹理的小說《小二黑結婚》中原型人物(遼縣人)的資料、遼縣人馮瑞如提出併在全太行推廣的“聯合校長制”,《戰時讀本》等資料。
參軍參戰篇,收集了抗戰時期太行山成立的第一支抗日民兵武裝——西河頭民兵自衛團的資料和為支持青壯年參軍,遼縣人民捐款、捐物慰問子弟兵的實物收據等。
魚水情深篇,收集了抗戰時期遼縣人民交軍糧、做軍鞋、捐鋼鐵、捐樹木做電線桿的收據。
英烈永垂篇,收集了抗戰時期為國捐軀的遼縣籍烈士,見證了遼縣人民為驅逐日寇,參軍參戰,不怕犧牲,前赴後繼,為民族解放事業作出重大貢獻的偉大壯舉。
王艾甫告訴記者,紀實館陳列的藏品,都是他用半生的心血收藏的,多為遼縣抗戰時期的實物、圖片、資料,是極其珍貴的歷史遺存,有許多是孤品。
王艾甫熱愛收藏,也一直熱衷於公益事業。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,他在家中開辦了小型家庭錢幣展覽館,向國家錢幣博物館捐贈古錢幣21枚,向太原國民師範學校舊址捐贈文史資料200餘套,其中大部分是國家一級和二級文物,向太原錢幣陳列館捐贈了包括上黨銀行發行的紙幣在內的多件文物,向太原市陽曲縣抗戰展覽館捐抗戰實物5件,向自己的家鄉左權縣遼陽鎮西關村捐圖書兩萬五千冊。王艾甫還開辦了中國曆代錢幣展覽館,分別在太原和左權舉辦了《紅色記憶——抗日戰爭圖片展覽》,並出版了同名圖書。
王艾甫說,紀實館展示的是抗戰時期遼縣普通百姓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故事,許多群眾在這裡能找到自己的親人。每一件藏品中,都有一段真實精彩的故事,與遼縣的家家戶戶有著千絲萬縷、密不可分的聯繫。
左權縣許多民眾都慕名而來,認真觀看展覽,在抗戰烈士牆上尋找自己親人的名字。山西省檢察院的退休老幹部、左權縣檢察院的全體幹警,都來參觀過。左權將軍的女兒左太北、劉伯承將軍的兒子劉太行、陳賡將軍的兒子陳知建都曾專程來參觀紀實館。
據不完全統計,紀實館從2009年開館以來,接待觀眾達35萬餘人次,有時一天接待300餘人。凡是團隊來參觀,都是王艾甫親自擔任解說。對他來說,一天解說3到5場,是常有的事。開館4年多來,聽王艾甫解說的觀眾超過10萬人次。
變賣私人藏品做公益
王艾甫是一位沒有工資和補貼、還要為每天的開銷籌款而奔波的館長。記者瞭解到,紀實館聘用了3名工作人員,其中1名門衛和兩名解說員,每人每月的800元工資都需要王艾甫發給他們。紀實館每年用於員工工資、場館水電費和維修費等費用超過10萬元。這些只靠王艾甫每月3000多元的工資是遠遠不夠的,無奈之下,王艾甫不得不靠變賣自己的藏品來維持。
王艾甫開辦紀實館的同時,家中卻出現了雪上加霜的狀況:王艾甫的兒媳婦患嚴重心臟病,幾年前去世了;他的兒子沒有正式工作,給王艾甫在紀實館做幫手的同時,還要照料8歲的孩子;王艾甫的女兒身患淋巴癌,一邊治療,一邊還得在太原照顧年邁的母親;王艾甫70多歲的老伴,每天駝著瘦弱的身軀,在小區揀拾廢品貼補家用;王艾甫本人卻因全身心地忙碌於紀實館的接待工作和資料整理,不幸倒伏在了案頭,幾經治療,保全了生命,卻留下了半身不遂的嚴重的腦血栓後遺症。
經受住了家庭成員一場場變故帶來的嚴重打擊,王艾甫拄著手中的拐棍,重新站立了起來,依然精神飽滿地投入到自己熱愛的事業中……
採訪結束時,王艾甫深情地對記者說,我為烈士尋親和辦抗戰紀實展覽,是想讓自己收集多年的藏品發揮更大的作用和擁有更大的價值,提醒自己和他人牢記歷史、不忘責任、傳承遺志,用實實在在的行動,踐行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毛澤東主席誕辰120周年講話精神:勿忘昨天的苦難輝煌,無愧今天的使命擔當,不負明天的偉大夢想。
2015年,是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,王艾甫有一個宏大的計劃:用自己收集到的1.8萬餘名烈士名錄,在自己的家鄉、八路軍總部所在地——左權縣修建“晉冀魯豫烈士紀念牆”,以緬懷烈士英靈。王艾甫說,這項工程,在努力爭取政府支持提供土地的基礎上,資金預算超過100萬元。他打算繼續變賣自己珍貴的藏品,來籌備所需資金。
記者問王艾甫:“您的藏品,百年之後,是要留給子孫嗎?”王艾甫含笑作答:“家財萬貫,一日只吃三餐;大廈千座,只需六尺睡床。兒孫自有兒孫福。我的藏品,現在能發揮些作用,豈不更好?到我身後,會把藏品捐給國家、社會或公益事業,不留給子孫。” (原標題:每一個故事,都是對歷史的記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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